顺德大部制改革有什么作用(大部制改革在顺德的进行)，一起来了解下吧。
广东大部制改革对于经济上面的影响是多么的大，特别是后期对于改革后经济上面的发展，让它们更加注意经济发展上面的需要，才能把经济发展起来。
2009年9月，顺德大规模体制改革的开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被称为“敲山震虎”之举。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它已经在广东的30个县(市、区)得到了有效的“复制”。在2012年1月8日举行的第六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中，“顺德”的大部门体制改革得到了评审专家的高度认可并获奖。然而，笔者的调查显示与社交媒体、专家学者的强烈反应截然不同，群众对大规模体制改革的反应是“平淡无奇”。
此前，作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审研究小组成员，笔者于2011年11月23日至25日赴广东顺德，分别召开了项目发起人、项目执行者和项目受益者座谈会。与当地干部群众深入交流，走访改革后的顺德区委、区政府和区行政服务中心，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根据调查，我们将谈谈对以上两种不同应对方式的体会和理解。
缘何被称为“石破天惊”?
顺德大系统改革方案一经出台，媒体为之欢呼，专家们为之震惊。通过调查，作者发现顺德大规模的体制改革之所以引起这样的轰动，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顺德大系统改革的重点是理顺条块分割的关系，这有利于解决权力分散带来的各种问题。
在中国政治体制中，集权管理体制、条块分割等制度性问题交织在一起，导致权力分散，带来诸多政治问题，权责不清，效率低下等。正如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指出的那样，中国是一个分权的极权主义政权。共产党的控制进一步增加了其复杂性，在其自身复杂的组织体系中容易陷入困境在西方学者将横线和纵线的权力交织称为“矩阵”难题。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同意西方学者的观点，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的政治体系中确实存在权力的碎片化。
顺德大部门体制改革按照“合并同类项目”的原则，明确了各部门相同、相似、相关的职能，将职能相同、相似的党政部门有机整合、全面重组把理顺了“条”与“块”的关系，还有省市垂直管理的工商、地税、质监、药监、公安、国土、规划、社保、气象等9个部门在顺德，都由垂直管理转变为属地管理，并整合到大部门体系中。通过改革原41个党政部门合并精简为16个，精简率60.9%。精简后的部门包括六个党委和十个政府机构。与此同时，顺德被授予除少数特殊领域外的所有地级市享有的经济和社会管理权，并推出了“简政强镇”，将权力大大下放给了镇街。
从顺德大规模体制改革的措施可以看出，改革有利于明确政府职能，有效解决权力碎片化带来的各种弊端。从两年多的改革实践可以看出，改革理顺了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责、层级和权力结构，初步有效解决了过去职能重叠、政府部门多、多头管理、相互扯皮的问题，从而改变了长期困扰社会的“九龙治水”问题。
其次，顺德大部制改革实现了党政合一，对党政关系进行了大胆探索。自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党政分开以来，党政分开还是党政统一成为长期争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而党政分开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顺德大系统的改革对党委和政府机构的设置进行了统筹规划，通过党政机关的合署办公，避免了机构的重复和职能的重叠。 调整后，六个党委和相应的政府部门都合署办公，建立了党政完全一体化的组织结构，明显突破了传统的党政分开的观念。事实上，党政统一在顺德并不新鲜早在1992年，在综合改革中，顺德区就合并了党委办和政府机关、纪委和监察局、组织部、党委和人事局、老干部局等。纪委与监察局的联合办公已在全国推广。很多专家学者都充分肯定了这一点。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觉得党政统一“创新性地实现了党政统一、目标一致、工作同步”的三个要求。这种联合办公开创了党政“一心一意执政”的新管理模式，即“党政一体，一心一意执政”。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教授认为，“党政的统一可以提高效率，同时，它可以把这一级政府的行政责任制(政府)和政治责任制(党)有机地统一起来。从长远来看，这种制度更有利于出现一个对社会负责的廉洁政府。”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任剑涛，认为党政联系“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更深层次的地方，因为真正的决策权在党委而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执行的在党政联系起来，才能解决行政体制改革中最关键的问题。由此可见，顺德大系统改革中的党政一体化被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胆探索。
第三，顺德的大系统改革是在县一级进行的，这对国家改革的标本意义重大。县域位于宏观与微观的交界处，在国家行政管理和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战略枢纽作用。它直接面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其治理绩效关系到基层人民的福祉。县政府改革可以说是中国整体政治改革最具操作性的起点。我国县级政权普遍采取相同的行政管理模式，几乎面临相同的制度困境。顺德的大系统改革无疑将为全国2800多个县级单位提供借鉴经验。因此，以中国2800多个县为背景进行考察，顺德模式改革的意义越来越大。
总之，顺德大系统改革之所以被称为“破岩”之举，是因为它从根本上不同于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机构改革的思路，无论是解决权力分散问题，还是大胆尝试党政合一，还是论证县级改革的作用，对政治改革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